本文作者为车翼，任职于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并担任副院长一职；同时，张燕教授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宏观经济系主任。
中美经贸合作的核心是双方互惠互利。确保中美经贸关系保持良好、稳定和持续发展，不仅对两国根本利益至关重要，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具有重大意义。面对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和全球市场动荡加剧的当下，我国坚决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断改善商业环境，并与各国共同努力，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8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持续了十九个月，最终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形式暂时画上了句号。尽管在2019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曾有所下降，但很快又迅速回升，甚至超过了争端发生前的水平。在此期间，双方在产业补贴、技术分离以及高端产品出口管控等关键问题上持续存在分歧；到了2025年，特朗普政府重返执政岗位，在“美国优先”政策和贸易失衡的借口下，对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报复性关税措施，其中对中国实施的关税曾一度攀升至145%。
然而，在实施对等关税措施仅一个月后，美方便多次积极向中方表达谈判的意愿。5月12日，应美方的要求，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进行了首次面对面的会谈，并共同发布了《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声明中宣布，双方将同步冻结91%的关税，并在接下来的90天内对等暂缓征收24%的关税，仅保留10%作为基础关税。由此，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步入了关键的缓冲阶段。
签署这一联合声明不仅标志着阶段性局势的缓和，同时也为我国减轻出口压力带来了政策上的利好消息。4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降至49%，比上个月下降了1.5个百分点，重新回到了收缩区间。在大额关税被取消和暂缓之后，短期内出口面临的下行压力有望得到缓解。然而，部分关税的保留以及芬太尼领域尚未明朗的政策，仍可能对相关行业产生持续的影响。
在此情境下，确保在“90天窗口期”内稳固宏观经济基础、改善外贸布局、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已成为当前政策制定和企业管理战略调整的核心议题。
一、“对等关税”的美方误判与中方应对
（一）从美方视角看：结构性焦虑驱动的对外政策误判
近些年，美国在经济治理及社会结构调整上遭遇了众多困难。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发展不均，社会矛盾不断升级。信用卡违约率攀升至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联邦债务总额更是突破了36万亿美元的大关。两大政党间的极端对立以及利益集团的角力，进一步削弱了政府治理的有效性。结构性焦虑导致特朗普政府错误评估了局势，他们试图通过对外施加关税来将国内矛盾转移至外部，以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同时为选举争取短期政治利益。
然而，等额关税并未实现其宣称的成效，反而使得高通胀与低增长的局面愈发严重，总统在执政百日内的支持率更是下滑至80年来的最低点。到了2025年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与2018年贸易争端开始时相比，累计涨幅已达到28.5%。美国所谓的制造业回归在半导体、汽车等关键产业中并未取得实际成效，关税策略并未有效减轻美国政府庞大的债务压力，而普通民众则不得不承受更昂贵的日常生活费用和更重的税负。不仅如此，高额关税政策还助长了美国海关的逃税现象，进而提升了监管和执法的开支，凸显了其治理水平的整体下降。
面对高关税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双重压力，美国方面主动向中国传递了缓和的信号。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对等关税战中，仅一个月时间，局势便迅速降温。但必须强调，暂时的缓和并不代表双方达成和解，政策的调整也不等同于方向的改变。关税政策所承载的象征意义早已超越了其直接的经济影响，它已成为美国内部治理逻辑的延伸，以及政治周期博弈的外在体现。其过度使用不仅对全球贸易体系造成了直接冲击，而且还会损害国际社会对多边合作和市场规则的信任。如果不能从根本层面恢复经贸规则的理性治理原则，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将持续成为全球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二）从中方视角看：战略定力下的回应与制度型开放推进
面对美国之前不断加码的“对等关税”策略，我国始终坚定战略意志，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谨慎分析，并采取了适度反击的措施。所有对话和谈判都必须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以及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面对美国方面主动发出的谈判提议，中国方面并未选择情绪化的对抗方式，反而敦促美国方面展现出诚意并付诸实际行动，在谈判过程中坚守经济的基本底线，减轻结构性风险，重新调整谈判的步调，从而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信心注入力量，充分展现出我国作为一个理性、自信且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在四月份实施等额关税措施期间，我国政府有计划地安排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既注重解决眼前的困难，又兼顾了长期的结构性优化升级。一方面，外交领域着力加强多边协作，诸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内的16个国家均宣布将与我国举办高层会谈，旨在共同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挑战；另一方面，国内改革步伐稳健，不断改善商业环境，至2025年，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项目已精简至106项，外资进入的负面清单限制条款也减少至29条，市场体系正逐步深入实施“负面清单+备案制”的转型策略。内外贸一体化改革正在迅速推进，依托于之前9个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从市场准入、渠道构建、金融扶持等多个维度，助力外贸企业扩大国内市场销售，提升国内需求的稳定性。在更深层面上，我国正促使开放体系由“商品自由流通”向“规则机制融合”转变，同时明确表示将接轨CPTPP相关领域的规则，并激励试点省份与DEPA成员国加强协作，主动构建有利的外部制度环境，进一步拓宽国际合作的领域。
总体而言，我国在积极稳定预期、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发展质量等方面，行动有序、立场稳固。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彼此经济结构相辅相成、利益紧密相连，合作显然多于冲突。在坚决维护核心利益和坚守谈判原则的前提下，我国始终以包容的态度对待中美经贸关系，愿意在平等、理性、遵循规则的前提下，努力使双边关系回归正常轨道，为全球的稳定与发展注入稳定性和积极力量。
二、在不确定性中塑造我国外贸的主动局
（一）“谈”中求稳：延续关税缓和成果，巩固宏观修复基础
中美两国决定在90天期限内暂缓执行对24%关税的加征措施，这一举措为两国及全球的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重要的缓冲空间。在此期间，我国应继续保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不断发出政策协调的积极信号，更有效地协调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力求进一步缓解贸易争端的热度。需采取精确帮扶、有针对性的激励等措施，助力企业克服暂时的难关，同时，还需深度介入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革新，坚决捍卫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系，借此提升我国在谈判中的实力与信心，从根本上减轻外部剧烈的经贸波动对我国贸易带来的影响，确保我国外贸在长期和中期的发展布局稳定。
（二）“调”中促优：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激发高质量发展动能
我国出口产业正处在从“中低端规模庞大”向“高端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这种“高端制造”不仅是美国技术断链的主要目标，也是我国对美国强硬反击的关键依托。因此，我们应当持续在半导体、通讯技术、智能制造等领域实现技术上的突破，既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又主动寻求国际合作，从而稳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服务贸易与数字经济正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我国需加速发展数字贸易平台，促进跨境数据流动，以及推动知识产权的国际拓展，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同时，应推动通信服务、金融科技、文化创意和工程承包等领域向国际市场拓展。此外，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平台经济和供应链合作等途径，深入融入全球价值链，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合”中塑局：以多边合作拓展空间
需进一步加强对东盟、中东、拉美、非洲等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提升我国在国际多边论坛上的话语权，明确我国立场。同时，在面临外部限制的情况下，应推动中美经贸对话朝向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力求规避政治周期波动带来的频繁波折。应充分利用智库、商协会以及行业领军企业的纽带作用，促进中美两国在气候治理、供应链安全、人工智能以及跨境监管等关键领域实现深入交流，促使双方从“对抗与竞争”的模式转变为“制度性互动”。
（四）“危”中育机：强化底线思维，夯实外部冲击应对能力
在全球不确定性不断加剧的当下，我们必须重视强化底线意识，并着力提升应对风险的系统性能力，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需聚焦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加强关键原材料、核心技术和重要装备的自主研发及储备工作，以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等级；另一方面，需丰富企业救助、稳定就业岗位等政策手段，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制定并实施新增的储备政策，确保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民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市场保持信心，企业能够持续运营。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在读硕士朱耘颖，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