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给美国大小企业带来了棘手的业务危机。
阿克曼这位对冲基金领域的领军人物、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以及佛罗里达州的一家造纸企业、纽约市的一家酒水零售商，众多美国企业家纷纷采取诉讼、公开发声以及私下沟通等手段，力图阻止特朗普总统实施“对等关税”政策。
在全美各地，已有至少七起案件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提出质疑，目的在于废除特朗普所实施的关税政策。
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美国副经济学家Grace Zwemmer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4月份，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跌至自2020年5月以来的新低，这一现象主要是由对关税可能引发未来物价上涨的忧虑所引起的。预计后续的更多不利影响将逐步显现，而供应链中断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拉长通货膨胀持续的时间。
美关税政策遭遇多起诉讼
自特朗普政府推行所谓的“对等关税”措施满月之后，一场涉及多个州和不同行业的法律攻势正在酝酿之中。州政府机构与原住民部落，造纸业与桌游生产商，众多美国企业和律师纷纷站出来，对总统随意制定关税的权力及其合法性提出质疑。
加利福尼亚州在4月16日，作为首个行动者，对关税政策造成了该州经济核心的严重伤害提起诉讼。紧接着，由民主党总检察长领导的12州联盟，成员包括科罗拉多州、纽约州和俄勒冈州等，在一周后向联邦法院递交了诉状，指责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破坏了宪法秩序，并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动荡。
在企业和组织团体领域，4月3日，佛罗里达州一家纸业公司的代表以“新公民自由联盟”的名义提起诉讼，指出该公司因特朗普对中国实施的关税政策而承受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紧接着，4日，美国原住民黑脚部落也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对加拿大实施的关税侵犯了条约规定的权利，并请求法官下令中止对重要入境口岸进口商品征收关税。18日，代表众多小型企业的非营利机构“自由正义中心”向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这些企业表示，他们可能被迫取消订单或缩小经营规模。
4月26日，太平洋法律基金会代表众多小型企业发起诉讼，对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非法且违宪”的145%高额关税提出指控，指出这一举措使得美国企业承受了更高的成本负担。
斯通迈尔游戏公司联合创始人之一，斯泰格迈尔（Jamey Stegmaier），对进口超过25万件桌游产品的关税进行了核算，指出公司需缴纳高达“约150万美元的总关税”。他认为，发起诉讼是“正当之举”，然而，他仍对可能遭受特朗普的报复感到忧虑。
这些诉讼均针对特朗普在征收关税时频繁引用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西德尼·奥斯汀律师事务所的贸易专家墨菲（Ted Murphy）指出，在特朗普上任之前，未曾有任何总统依据IEEPA对进口商品实施过此类关税。
加利福尼亚民主党总检察长邦塔（Rob Bonta）指出，此州对关税提起的诉讼，其核心争议焦点集中在“行政权力”的根本属性上。他强调，他们的立场始终如一，坚决反对总统行使那些他本无权行使的权力。
北京广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管健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的采访时指出，IEEPA确实赋予了美国总统极大的权限。在特朗普担任第一任总统期间，美国国会就对IEEPA的权限范围表达了忧虑，并认为其可能过于广泛。
高管亲自上阵分析关税危害
家得宝这家美国家居装饰零售业的巨头，其联合创始人兰戈恩（Kenneth Langone）指出，特朗普总统挑起的关税冲突意外地催生了企业界的团结行动，促使他们开始提出各自的要求。
4月18日，德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商宝马、梅赛德斯-奔驰和大众集团的高层代表团在白宫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私密会晤，旨在争取关税的豁免。这一举动立刻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本土的汽车制造商福特、斯特兰蒂斯以及通用汽车紧接着增强了他们的游说活动。经过11天的等待，特朗普总统最终宣布了对政策的调整，决定取消对进口汽车的钢铁和铝关税，并为一些制造商提供了税收返还的补偿措施。特朗普表示：“我们给予他们一定的期限，若他们未能以恰当的方式行事，我们将对他们实施严厉的惩罚。”
美国消费市场的趋势引领者，即大型零售企业，已通过非公开途径发布了严正的警示。据悉，沃尔玛、塔吉特以及家得宝的负责人共同向白宫递交了分析文件，其中明确指出，关税的实施将引发供应链的断裂、商品价格的急剧上涨以及库存的严重短缺。
与特朗普关系紧密的商界人士亦在积极运用自身影响力，力促其撤销相关关税政策。据华盛顿某企业咨询顾问透露，众多关税豁免的出现，多是由于总统与高管之间进行的个别交流，而非整个行业系统性游说的直接结果。
据消息来源透露，美国页岩油行业的巨头、特朗普总统的重要支持者哈姆（Harold Hamm）曾与特朗普总统讨论过关税政策对石油价格所产生的影响。哈姆还向特朗普总统提醒，部分炼油企业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的原油。随后，特朗普总统调整了针对加拿大能源产品的进口关税政策。在回忆与特朗普的对话时，哈姆转述道：“特朗普表示：‘咱们还是不要这样做为好。’”’他认为那不是个好主意……这是一次成功。”
Penta公关公司的高级合伙人麦登（Kevin Madden）指出，若一家企业与华盛顿政界及民众的联系愈发紧密，那么行政机构及其紧密盟友便更有可能关注该企业政策决策所带来的影响。
部分影响力较小的公司正借助地方议员渠道传达意见。麦登指出，越来越多的国会及州级政治领袖对贸易政策可能产生的长期后果表示了忧虑。这种忧虑对现任政府及其国会支持者形成了实际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些潜在影响。
特朗普关税措施难以实现目标
特朗普反复重申，他的关税政策旨在“促使制造业重新扎根于美国”。以5月5日白宫发布的一份文件为例，其中提到，特朗普对振兴美国制造业的渴望正在“激发对美国制造商品的需求增长”，而小型企业则是首批从中获益的群体。
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众多专家指出，借助关税手段促进制造业回归，其成本与代价极其高昂，几乎难以达成目标。
马弘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的一员，指出，依靠提高关税来促使制造业回归的可能性极小，且代价高昂。现存的成熟跨国供应链不可能仅凭强硬的关税手段在美国境内轻易重建，而且美国也缺乏生产这些产品的天然优势。美国制造业对进口的工业中间品有着高度的依赖，若对进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将导致美国国内生产成本上升，这不仅无法提升其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反而可能对其造成损害。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同时也是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副主席法塔斯（Antonio Fatas）指出，特朗普总统难以吸引制造业的投资，“美国境内无法为如此众多的企业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
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及研究员，指出美国制造业的低迷主要源于内部因素，而非外部因素。他强调，提高关税并不能彻底解决美国内部的问题，实际上，制造业增加值在关税提升的情况下并未实现增长。此外，关税的影响并非长久，其对于促进生产转移的边际效应正在逐渐减弱。此外，额外征收的新关税还将对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造成损害。
美国经济研究机构NDR的全球宏观策略部门负责人约瑟夫·卡利什指出，若美国欲将经济重心从以服务业为主导、资本密集型模式转变为以制造业为核心，这一转型过程无疑充满挑战，且伴随着诸多痛苦。他表示：“特朗普政府所提及的各类投资，涵盖工厂、矿山以及电力等多个领域，均迫切需要长期资金支持。”这并非与共和党在税改法案中提出的加速折旧策略相一致，该策略意在通过在短期内至中期内加快折旧的方式，为工厂、矿山以及公共事业所需的设备购置提供资金支持。
NDR在一项研究报告里指出，美国民众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在过去一年里呈现增长减缓的趋势。同时，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4月份的数值触及了近五年的新低。种种迹象都显示，美国今年的消费需求不会提升，反而可能会减弱。在这一年里，美国可能会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以及通货膨胀的加剧，这将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股市造成压力。
（第一财经记者冯迪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