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实施“煤炭替代天然气”的过程中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同时也吸取了某些教训。近年来，政府在这一领域投入了大量努力，例如在部分城市实施了煤炭燃烧的限制措施。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国内天然气供应不足的问题。因此，对于一些国家而言，在推进“煤炭替代天然气”的过程中，确保天然气供应是首要任务。同时，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经济承受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第29届世界燃气大会（WGC2025）的会议中，中国石化集团的前任董事长傅成玉在就政策对“煤改气”推进作用的讨论中，特别指出了三个关键点。首先，地缘政治的演变正在深刻重塑能源领域的规则，这使得能源供应与安全成为各国政府在进行能源决策时首要关注的焦点；其次，许多国家的天然气价格超过了煤炭，因此推动“煤改气”举措将导致能源使用成本的上升，这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特别关注能源成本对终端用户经济承受能力的影响；再者，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电力生产方面对煤炭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还需综合考虑如何实现能源转型，同时确保这一转型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在全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的关键时期，2017年两会期间正式提出了“保卫蓝天”的行动口号，其中“煤改气”实现清洁供暖成为重要的实施策略之一。当时，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传输通道中的“2+26”个城市被确定为北方冬季清洁供暖计划的首批实施区域，从而北方农村地区的“煤改气”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该巨型改造工程需投入巨额资金。以中国燃气（00384.HK）为例，这家企业在国家“煤改气”项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华北地区，其投资规模位居首位。据相关人士透露，公司业务覆盖了京津冀和山西四个省份，占据了当地“煤改气”用户近四成的市场份额，累计投资金额已突破500亿元大关。在政府投资领域，以天津市静海区为具体案例，当地政府需承担两项主要任务：一方面，需向每户居民支付大约1万元的管网工程及壁挂炉等基础设施改造费用；另一方面，还需提供每立方米超过1元的用气补贴。
这导致双方都承受着不小的资金投入压力。在WGC大会上，一位来自华北地区的燃气企业负责人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今年我们真的感到有些难以支撑了。”随着上游定价逐渐向市场化转变，下游的售气价格却低于购气成本，使得公司的气价倒挂压力不断加大。自煤改气项目实施以来，居民在签订气量方面一直面临无法满足需求的困境，即管制气或低价气量不足。为了确保供应，城燃企业不得不购买非管制气或高价气来填补这一空缺。再者，煤改气项目在冬夏两季的用气量差异显著，管网设施建设投入巨大，运营服务成本也居高不下，这些因素共同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压力。
该问题导致，在2021年至2023年全球天然气价格大幅攀升的背景下，城市燃气企业的煤炭改天然气项目风险集中显现，河北、山东等地区出现了冬季停气以及限购的情况。
为确保煤改气工程的长期稳定运行以及居民用气的安全可靠，政府与企业正共同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据悉，去年我国华北地区的燃气企业在煤改气方面，已与河北省约80个县级行政区域达成了保障供应的协议，并具体划定了双方在煤改气过程中各自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协议中明确指出，双方商定由当地政府对企业因购销气价倒挂产生的损失进行补偿，补偿资金将按照双方商定的具体时间表分阶段逐步到位。此外，双方还同意当地政府负责优质气源的协调工作，并推动气价联动机制，以帮助企业降低购气和运营成本；而燃气企业则需负责确保气源稳定和运营安全。
在天然气市场尚未实现全面调价的情况下，我国某公司率先推出的“保障供应协议”模式，已变为解决困境的关键策略。中国燃气集团董事会主席兼总裁刘明辉在接受世界燃气大会（WGC）媒体采访时透露，此协议的核心要素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作配合，以及双方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政府与企业在责任和权利的划分上达成共识，政府承诺将承担因气价倒挂而产生的成本，并负责协调气源供应；同时，企业确保民生用气的优先级和供气安全，构建起一种长效的保障体系。
刘明辉指出，政府通过设定补贴的发放时点和比例，成功地减轻了企业的资金负担。同时，企业也采取了诸如拓展液化天然气现货交易、构建价格指数体系等措施，以促进气源采购的市场化进程，进而缩短了产业链上下游价格的联动周期，确保了成本的有效疏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