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是供应链与可持续发展专家、苗石创始人）
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于11月11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比原定22日推迟一天半，于23日结束。此次会议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最可喜的成果是全球碳市场的启动。这是否意味着发展碳信用额的致富机会已经到来？
本届COP29的核心议题是《巴黎协定》第九条下的气候融资机制（即为发展中国家设立新的量化融资目标，NCQG）。会议达成协议，要求发达国家到2035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3000亿美元。然而，这份气候融资协议与发展中国家预期的1.3万亿美元需求相去甚远。
然而，在COP29上，各国最终就《巴黎协定》第六条中的碳市场机制达成一致，这是一个里程碑，意味着全球碳市场的启动。 《巴黎协定》第6.4条规定的“国际碳市场机制”旨在帮助各国通过跨国合作实现减排目标。对于企业来说，在实现减排目标、优化成本、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
全球碳市场也将成为对国家间气候融资资金缺乏的市场化补充。第六条的碳市场机制将帮助高排放经济体实现其气候目标，并允许资金流向有潜力发展碳项目或保护现有碳汇的发展中国家。
进一步的标准和指南已经开始制定，这将推动现有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逐步向6.4机制过渡，预计最快明年实现。 。
应对气候变化缺乏资金是一个严重问题
在《巴黎协定》将气温上升控制在2℃以内、力争实现1.5℃的目标下，提高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能力，特别是技术和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经济体或企业能力建设 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巨额资金支持。
《巴黎协定》第六条有望成为填补气候融资缺口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正在等待6.4机制的实现。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承诺“从2020年开始，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但事实上，气候融资的数额大多数年份都没有达到，资金流动存在速度、透明度和分配等问题。例如，一些资金参与“气候金融洗绿”，并用于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等其他项目。国际机构获取资金的审计和程序要求复杂、耗时，且难以快速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COP29开幕式上指出，到2030年，适应需求与融资之间的缺口每年可能达到3590亿美元。
全球碳市场机制的建立将调整一些国家有减排机会但缺乏资金和技术，而一些国家有资金和技术但缺乏减排机会的资源错配局面。随着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实施细则逐步明确，资金、技术、减排都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参与者将有更多机会实现减排。
仓促推出的全球碳信用质量标准
COP29前一个月，《巴黎协定》第6.4条规定，负责制定第6.4条规定的全球碳市场指南的监管机构跳过了缔约方大会（CMA）的批准程序，直接制定并发布了两项与碳相关的关键标准去除以及方法开发和评估。监督机构向缔约方保证，第 6.4 条的工作将继续进行，并在实施过程中根据需要进行评估和改进。
COP29第一天，会议批准了《巴黎协定》第6.4条，支持全球碳信用质量标准。这些标准为全球碳市场的建立提供了技术基础和规则依据。 COP29主席穆赫塔尔·巴巴耶夫表示：“第6.4条国际碳市场每年可以减少实施国家自主贡献的成本2500亿美元。”
各国允许监管机构采取这种非正常的流程和审批程序，即不经过讨论或辩论就批准那些碳市场规则。除了应对美国大选后领导层更迭将影响国际协议继续执行之外，也是认识到需要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即碳市场）为实施气候融资提供新的激励。
《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即6.4条，是全球碳市场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核心是建立由联合国监督的碳信用机制，并通过国际碳交易机制提供政府/经济支持。为实体企业实现碳减排目标创造更灵活的机会。碳信用额允许国家或公司为世界各地减少碳排放或消除大气中二氧化碳的项目提供资金，并使用这些项目产生的信用额来抵消其碳排放。
气候行动中碳信用额的合理性
许多气候圈人士往往只关注个人减排量，质疑碳信用额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企业应该通过技术、创新和运营优化来减少排放，国家/经济体有补偿机制来支持气候融资就足够了。很多评论聚焦“减排”，忽视“市场”的作用，或者反对、限制碳信用额。例如，科学碳目标计划（SBTi）的一些员工反对管理层在SBTi框架下使用碳信用额的计划，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会阻碍更严格的减排工作，甚至导致企业对“实际碳排放量”产生怀疑。减少对减排的依赖。
这些对碳信用额的使用持非常保守的态度，认为碳信用额只能作为减排过程中小而有限的补充工具（如10%），而不是替代直接减排行动。认为购买碳信用额来“弥补”减排失败可能会分散人们对真正减排目标的注意力。
现实情况是，气候行动要实现国家/经济减排目标，其基础实施单位和企业行动最终需要通过经济这一基础杠杆。企业首先是作为市场经济而存在的，其生存和发展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单纯从技术、设备、运营等方面向企业施压来实现碳减排，对于不同基础和资源条件的企业来说，可能会产生影响目标可行性的挑战。
全球碳市场的建立和运行不仅有助于市场流动性发挥碳减排的有效性，还将促进金融产品的发展。绿色金融如果得到全球碳市场的支持，将形成更强的杠杆效应，释放强大的市场能量。
市场化配置碳减排资源是最有效的机制。
对碳信用额的许多担忧和反对都是基于碳信用额市场的质量。一些碳信用项目并未达到预期的减排效益。这实际上是在应用层面。机制框架确定后，就会有相应的技术。解决方案包括优化市场机制、实施更严格的法规和标准，以确保碳信用额的真实性、透明度和长期可验证性，以及遵守额外性、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等标准。
形成全球统一的国际标准碳市场，有利于形成监督核查机制，保证碳信用的质量和透明度，避免虚假减排和重复计算等问题，保证碳的实际减排效益信用，并减少市场欺诈。
6.4 机制化碳市场会像CDM一样创造财富机会吗？
《巴黎协定》的6.4机制将为类似于清洁发展机制（CDM）的碳市场创造机会。与单向CDM机制相比，发展中国家实施的项目的减排量（即碳信用额）出售给发达国家。为减排任务提供支撑，6.4机制设计是双向市场交易，促进全球减排。 6.4机制还具有碳市场的一体化，更有可能与其他国际市场（如欧盟碳市场）互联互通，从而提高市场流动性和规模，提供长期可靠的碳交易框架。
6.4机制下的碳市场是CDM之后的2.0版市场。由于全球减排计划的参与机构的关注，它有望成为最大、最活跃、最具机会的碳市场。
2030年是《巴黎协定》减排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时间点。全球市场几乎需要在2028年开始实质性交易，为那些需要采购以实现合规目标的国家做好充分准备。在全球碳市场建立之前，需要从其他国家购买碳信用额以实现本国NDC的国家已经开始寻求通过《巴黎协定》6.2双边碳交易机制锁定部分碳信用额，并已启动谈判双边机制，包括新加坡、日本、瑞典、韩国、澳大利亚和瑞士等。
由此看来，随着COP29发出全球碳市场信号，投资碳信用发展机会恰逢其时。当然，全球碳市场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国家间的利益平衡、减排责任的分配、碳交易规则的制定等，监管机构之间也会有讨论。和缔约方根据第6.4条关于标准和议事规则的规定，经过多次讨论达成一致。
中国是CDM时期最大的碳信用额供应国，在6.4机制下中国也将成为最大的参与者——无论是作为买家还是卖家。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已将3060双碳政策纳入国家战略发展目标。 6.4机制的采用将极大促进中国碳市场的国际化。国内绿色项目的发展更有可能获得国际金融支持，特别是绿色技术出口和能源转型项目，而全球碳信用市场也为中国企业实现碳减排目标提供了更广泛的途径。
中国国内减排潜力多元化，有可能融入全球碳市场并参与其碳信用交易。这个国际化进程将会有更高的要求，必须符合全球标准，特别是在项目透明度和额外性验证方面。碳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和透明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目前我国CCER项目的现状来看，其与6.4机制的衔接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CCER项目方法论仅有少数，未来也将映射到中国的具体政策导向。而无法申请CCER的项目可以转而申请6.4机制，这给国内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而且，随着当前中国企业海外跨境生产和工程开发项目的不断拓展，极大丰富了碳信用项目发展的基础和可能性。
从中国企业和机构参与CDM项目情况来看，截至2015年，中国注册的CDM项目数量为3,807个，占联合国CDM EB成功注册项目总数的47.86%，位居全球第一。世界。这些项目每年带来1.5亿吨至2.25亿吨二氧化碳核证减排额度，意味着每年高达22.5亿美元的碳减排交易额。
那么6.4机制下全球碳市场2.0版碳信用发展的参与者可以想象，它所蕴含的更大、更广泛的财富创造机会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