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北京病房，王晓棠痛失爱子，她的演艺人生何去何从？

1974年，北京，医院病房。

“妈妈，我不想死。”

“妈妈，你要多演电影啊。”

刚满18岁的言群，紧紧拉着王晓棠的手。片刻后，闭上了双眼。

王晓棠的眼泪，像是脱了线的珍珠，纷纷落在单薄的衣衫上。他的嘴唇不由自主地哆嗦着，想要最后叫一声孩子的名讳，然而声音却始终发不出来。

从事电影行业多年，目睹无数人生起落，如今她，不知怎样演绎自己的人生余程。

初识表演，与戏结缘

1934年，王晓棠出生于河南开封，刚出生，便有眼疾。

王晓棠的父辈曾是国民党上校，母系家族也属望族，家道曾经殷实。然而福祸无常，王晓棠三岁时家中宅邸遭水患，又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其父奉命撤离，全家随之开始了漂泊不定的人生旅程。直到辗转抵达重庆，才总算获得暂时的栖身之所。

尽管经历过战火摧残，王晓棠深受其父熏陶，从小学的二年级到三年级，她就一直捧着书本不放。像《红楼梦》、《傲慢与偏见》这类经典作品，她全都仔细研读过。

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王晓棠因此能够进入巴蜀学校继续学业，开始读中学，在那儿，她初次观赏了名为《棠棣之花》的话剧演出。这一观赏，让她沉迷其中，她整天在家中反复模仿剧中角色的台词和表演姿态，完全被吸引住了。

母亲看到这个情况，就直接为女儿聘请了京剧界的著名艺人郎定一，让女儿去拜他为师学艺。王晓棠非常聪明，没过多久就掌握了三十多个剧目。

她的文章写得精彩，口才也很出众，这个深受艺术感染的女孩，是学校里最引人注目的学生。就连班主任也再三叮嘱，务必让她报考上海戏剧专科学校。

真不巧，王晓棠毕业那一年，上海剧专没有招收新生，她便经由他人联系到知名演员黄宗英，希望探询上海剧专下次招生的时间。

黄宗英与丈夫赵丹见此姑娘，顿觉她聪慧机敏，才华横溢，便对王晓棠极尽夸赞之能事。天意难测，命运之门已不经意间向她敞开。

1952年，解放军总部政治机关作出决议，组建总部文艺团体，黄宗英的兄长黄宗江受委派前往上海，旨在劝说知名表演艺术家加盟。

黄宗英把哥哥请了过来，目的是让王晓棠露一手，王晓棠便表演了几个京剧片段，他表演的功底相当扎实，唱腔也十分动听，黄宗江因此深受触动。

黄宗江拿不定主意，毕竟，他接到的指示，是要物色名演员的。王晓棠，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

赵丹见此情形，断言道：“她现在不是名角，以后绝对是。”

听到这话，黄宗江马上向当时的总政治文化部门负责人陈沂汇报情况。陈沂果断表态：这是培养人才的大好机会，只要她确实有能力，就应当着力栽培。

就这样，王晓棠被特批入伍。

毅然参军，追寻梦想

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女儿入伍的消息，把家里炸开了锅。

母亲连夜从杭州坐火车赶到上海，想劝女儿打消念头。

你原本在南方长大，如今到北方服兵役，感觉怎么样？自从成为军人，行动很不自由，说要去打仗就去打仗，这让我们和你父亲怎能放心？说着说着，母亲的声音变得哽咽。

王母的再三劝说令王晓棠也感到非常痛苦，不过她早已下定了决心，就是有十头牛也休想将她劝回。

临近动身去北方乘火车报到那天，母亲一直紧紧尾随王晓棠，抵达月台后，她握着女儿的行李不放，始终不肯撒手。黄宗江见状，只得好言相劝，建议道：“阿姨，您还是放心地把她托付给那七个字，‘中国人民解放军’，肯定妥当。”

也许是上级的承诺起了效果，又也许是母亲天性就善良，暗自落泪之后，母亲松开了包裹。母亲转过身去，不想看女儿离去，王晓棠抱了抱母亲，向北方挥手告别。

王晓棠刚当兵没多时，部队就搞起了全员扫文盲活动。她识字多，有学问，就被分去做多个班的文化教员。为了不耽误学习，王晓棠每天批改作业都要工作到深夜，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赢得了所有人的称赞。这么一来，参军还不到半年的王晓棠，就得到了三等功的表彰。

后来，总政治部歌舞团前往西部边防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当时演出的节目是选段，要求配备人员对剧情进行讲解，学识渊博的王晓棠，理所当然地担任了主持人这一重要角色。

一声宣告“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京剧团，即将进行慰问演出”，声音宏亮、吐字分明。目光转向，只见那位年轻女演员容貌出众、身姿曼妙。

王雪棠迅速成为全军热议的人物，有空闲的时候，士兵们总喜欢模仿他的说话方式，学着主持人的样子，这成了他们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

1955年，王晓棠被分配至总政话剧团工作，该团主演阵容依据声望与表演水平进行更迭，王晓棠随即请求加入后备演员名单，期望获得演出机会，但此要求未被批准。

一怒之下，她直接给话剧团政委写信，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

分队长找她谈话，指责她违背话剧团长久以来的规矩，以往没有人敢越级上报，她却破坏了民主原则。训斥之后，分队长还要求她提交书面反思。

王晓棠表示不认同，立刻回应说：军事上的民主、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这确实是三项主要民主，我仅仅寄出了一封书信，希望争取到主角的位置，为何会被认为不民主呢？

分队长听完她的话，对她破口大骂，指责她思想落后，命令她暂时离开，好好反省，随后便不再理会她。

最后，王晓棠没能获得主角的职位，不过，另有良机正不期而至。

抓住机会，实现梦想

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林农计划开拍影片《神秘的旅伴》，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演员，对于早就听说过的王晓棠，他更是打算亲自去见一见。

某个冬季，一位林家从业者抵达了总政治话剧团，一踏入入口处，便远远望见一位女童在雪中练习身段，她弯腰、跃起、行进，姿态流畅自然，显露出根基相当稳固。当了解到这位女童正是王晓棠时，这位林家从业者暗自表示了肯定。

王晓棠越级上报的情况被别人告知林农后，林农更是放声大笑，并表示：“这样的性情确实很合乎情理。”

就这样，王晓棠得到了试镜电影的机会。

得知消息的队长找到王晓棠，十分兴奋地告诉他：有个著名导演对你很感兴趣，想让你去试镜女主角这个角色，你，要好好准备。

王晓棠在食堂用餐，听完某事后，豆大的水珠落在碗里，她一言不发，默默将掺杂着泪水的饭菜送入口中。目睹此景，分队长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轻轻拍了拍她的臂膀，随后离开。

她后来抵达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为了能顺利通过选拔，她备好了一个本子，经常向众人求教，遇见 anyone 都称呼对方为“老师”。

这份诚意，使她在高手林立的选拔场合，历经重重考验，最终获得了《神秘的旅伴》女一号的角色。

电影刚一推出，那位性格直率、个性倔强、又带点野性的彝族女性“小黎英”，立刻赢得了观众的喜爱。王晓棠这个名字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她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受瞩目的女性影星。

没过多久，王晓棠和言小朋结为夫妻，言小朋是京剧言派创始人言举朋的儿子。

1958年，王晓棠参与的影片《边塞烽火》与观众见面了，她的表演技艺愈发成熟，此次，她更赢得了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的荣誉。

同样是在这一年，王晓棠加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成为单位成员，那个冬季，她诞育了儿子言群。

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严寄洲着手筹备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王晓棠独自一人承担两个角色，分别饰演一对姐妹。这对王晓棠而言，既是考验，也是进步。

王晓棠反复翻阅着剧本，她思考着，金环和银环是性格差异很大的双胞胎姐妹，金环行事果断，脾气与自己相近，本色出演即可，但温柔文雅的银环该如何演绎呢？

反复思量，王晓棠决定用扎实的方法。她不断构思银环的言谈举止、饮食习惯、行动姿态，在日常生活中刻意效仿，如同自己就是银环一般。

她在外形和举止方面都十分用心，同时也在发音上寻求差异，为此特意购置了音笛工具，借助胸腔与腹部呼吸方式来分辨声音，使金环比银环高五个音阶，让这对姐妹更具独特性。

后期到录音棚配声音时，王晓棠进去没多长时间就离开了。与她搭档的男主角感到很反常，猜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为何这么迅速地返回。

王晓棠脆生生地答道：“录完了呀。”

一人同时扮演两个角色，王晓棠配音时速度依然非常快，这正是因为她事先下了很多功夫。

《野火春风斗古城》公映之后，王晓棠收获了许多赞誉，在这次评选中，她以压倒性优势当选，获得了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影后头衔。可惜的是，由于一些特殊情况，当年的“百花奖”颁奖典礼最终取消了。

谈到王晓棠是否感到惋惜，她露出笑容，表示明白自己的表演能力获得了肯定，这种认可远比获奖更有价值，而且由于没有颁奖，观众反而更容易记住她。

找到目标，失去爱子

当王晓棠的事业正蓬勃发展之际，某日她所有作品纷纷遭遇封杀，同时还有人为她捏造多项罪名，最终导致她被拘禁。

1969年的冬天，王晓棠和她的丈夫不得不离开部队，在北京怀柔县林业局被分配了林业方面的工作岗位。

王晓棠一天劳累后，回到了住处，掀开用木板拼凑的门扉，正要进门，忽然有个叠成方块的信封从空中坠落，她弯腰拾起，环顾四周无人，连忙将信藏入怀中。

走进屋内，发现纸条放在桌上，几枚粮票便飘落在手里面，王晓棠看着纸条上的文字，眼泪立刻涌了出来，我们是一对经常观看您电影的夫妻，如今看到您在劳动，还要从事挑粪的工作，我们决定，今后每个月贡献一个人的粮票，用来维持您的身体，您一定要像金环那样坚韧，外出之后，还要拍摄电影，让我们能够欣赏。

攥着为数不多的粮食凭证，王晓棠泪流不止，往昔的“为人民服务”仅是空洞的标语，此刻她真切领悟了“为人民服务”的含义。她暗下决心，一旦有机会外出，便要创作出更优秀的影片，要切实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从这天起，王晓棠每天干活再怎么辛苦，她还是努力维护身体健康，就算食欲很差，也坚持吃食物。这段时间里，别的电影制作单位找她，想把她和丈夫调到那边去，但她心里一直想着要回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因此谢绝了他们的邀请。

1974年，王晓棠还没等到调回八一制片厂的消息，就先得知儿子得了肝炎。

先前，王晓棠和丈夫在林子里干活的时候，儿子言群一直住在京城亲戚那里，作息很不正常，又长期缺乏营养，儿子就生病了，患上了肝炎。这种病在那个时候相当严重，要是治疗不及时，就有可能丢命。

王晓棠费尽周折写信，终于得以探望儿子。然而言群此时已卧病在床，加之当时就医程序繁琐，必须准备诸多文件。

王晓棠在单位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常常连饭都来不及吃，等到所有手续办妥，言群的病情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治时机，只能等待生命的终结。

面对儿子因疾病而承受的痛苦，王晓棠深感愧疚，认为都是自己疏于照料所致，儿子才会因此染病。

言群走的那天，他紧紧地拉着王晓棠的手：

“妈妈，我不想死。”

“妈妈，你要继续拍电影呀！我想看。”

这是儿子留给母亲的最终留言，话音刚落，言群的手就垂了下来，从此不再睁开眼睛。

王晓棠颤抖着手，使劲抱住儿子，眼泪怎么擦也擦不完。

她在家中静卧持续一个多月之久，曾经的抱负与拼搏，她已完全遗忘，如今她仅是失去爱子的母亲。

遭遇变故，浴火重生

一个多月后，王晓棠醒了。

王晓棠的儿子离世后第二个月份，他开始每天背着孩子的那个帆布书包，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前往怀柔，向语言教师学习表演的台词。

她坐在车里，手里不停地抚弄着书包，又用发白的袖边揩去泪水，直到抵达目的地，情绪才稍稍平复。

王晓棠更加勤奋了，年龄不再有优势，她更看重台词功底、创作水平以及导演技巧，她正在为重返舞台进行准备。

1975年3月，王晓棠和她的伴侣再度来到八一制片厂，进入中年的她，决心要成为导演。

往后数年，王晓棠有空闲时就去拍摄地点，手里带着本子，观察导演怎样指导表演，碰到不明白的地方，就诚恳地向别人求教。任何新的学问或者新的做法，她都会仔细地记在笔记本上。

不久，王晓棠打算创作自己的作品《翔》。

就在那个时刻，她被诊断出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随后接受了手术，因而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医生建议她完全休假三个月，并且不允许从事任何需要动脑的工作，然而她仅仅休息了21天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后的第9天，就开始每天早上5点起床，坚持练习发声，这一练习持续了整整七个多月。

《翔》摄制期间，王晓棠的嗓音痊愈，未影响工作安排。她执导并出演的影片《翔》于1982年顺利面世，公映后收获良好反响，这次的成功令她信心倍增。

1992年，王晓棠工作能力突出，因此获得晋升，担任八一制片厂厂长职务，同年，长期在她身边给予支持的丈夫，身体突发状况。

儿子离世之后，家中便仅余她和丈夫二人相伴，十多年间，丈夫曾萌生添置新丁的念头，然而王晓棠并不同意，加之她自身也难以抽身，更无暇顾及。

言群在她心目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这一点无人能够撼动。她的丈夫深刻体会到了她的感受，因此决定不再谈论这个话题，而是毫无保留地帮助她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言小朋内心，总是难免感到闷闷不乐。他一旦生病，王晓棠就非常担心。

她停下了手头的一切事务，每天为丈夫煮制小米粥，陪伴在他身边，衷心盼望他的身体能够逐渐康复。可命运并不遂人愿，没过多久，言小朋还是离世了。

王晓棠的丈夫离世仅一个月，她的体重骤降十余斤，孑然一身的她仿佛被抽走了灵魂，只能依靠投身工作来稍稍分神。

王晓棠把吃住都挪到了厂子里，不分昼夜地工作。

王晓棠的丈夫离世后的次年，她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一成就使她成为新中国电影界首位获得将级军衔的女性。

付出终有回报，在她的引领下，八一电影制片厂制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包括《大进军》、《大转折》以及《大决战》。

虽然佳作频出，为八一厂创造了利润，但她依然生活节俭，经常吃一个馒头，再配些咸菜，这就是她的普通伙食。在拍摄电影的费用上，她更加仔细规划，木头每件花多少钱，布料每尺要多少钱，眉笔每支要多少钱，她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有人私下抱怨，指责王晓棠非常吝啬，但她始终坚守本心，对于旁人的议论毫不在意。

王晓棠的努力，最后得到了应有的结果，在她离开工作岗位之际，八一厂的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本亏损高达八百万元，如今账户里却拥有超过六千万元的流动资金，更为难得的是，她购置了七百一十三亩土地，成功打造了一个影视制作中心，为八一厂增添了一项重要的无形财富。

有空闲的时候，王晓棠还会反复看着儿子以前画的画。有人担心这些画会让她想起逝去的人，打算把它们藏起来，但她没有同意。那些年月带给她的悲伤和难过，她现在都能平静地面对了。

如今，已88岁的王晓棠将军，依旧姿态端庄，气质优雅。

她独自一人，却并不孤单。

闯过一道又一道关，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唯有坚韧，方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