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澳大利亚总理是阿尔巴尼斯，在5月3日进行了联邦大选，此次大选中，执政党工党获胜，赢得了2025年联邦选举。
根据当前票选结果，工党已在第48届联邦议会众议院获得超过半数席位，工党再次组成多数党政府，这种情况避免了与其他党派合作获得多数，也避免了与独立候选人合作获得多数 。
澳大利亚总理的任期是三年。2022年5月，阿尔巴尼斯带领工党战胜自由党。他成为澳大利亚的新总理。这一举动终结了保守党此前在澳大利亚连续9年的执政。由此，阿尔巴尼斯成为2004年以来首位连续赢得选举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5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在就澳大利亚联邦大选结果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留意到了相关报道，并且对工党表达了祝贺，还对阿尔巴尼斯总理表达了祝贺。中方愿意和由阿尔巴尼斯总理领导的澳大利亚新一届政府携手，将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当作根本遵循，持续推动构建更为成熟稳定、更具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让两国和两国人民得到更多福祉，为促进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贡献积极力量。
经济议题左右选情
胜选之后，阿尔巴尼斯于悉尼工党总部发表胜选演说，他在演说中重申了有关医保、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以及原住民等方面的政策 ，他说，在全球充满不确定性的这个时期 ，“澳大利亚人选择以澳大利亚的方式去应对全球挑战 ，那就是在建设未来之际彼此照顾” ，他还表示工党将会成立多数党政府 ，并且表明了自己出任下任总理的意愿 。
对于此次选举，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告知第一财经，陈弘同时也是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所长。在澳大利亚，经历了三年的持续通胀、高利率以及全国范围的住房短缺后，生活成本一直处于2025竞选活动的前沿位置，是其核心要点。此前，竞选双方都做出承诺，若他们赢得胜利，会为选民提供纾困措施，工党提出减税这一措施，自由党 - 国家党联盟承诺立即降低燃料价格 。
陈弘称，当下澳大利亚经济处于低迷状况，对选民来说，最重要的考量是民生问题，能改变现状的经济政策会获选民青睐，比如解决生活成本上升问题，特别是高房价问题。以抑制高房价为例，今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新规，限制购房移民热潮，借此降低高房价 。但是在陈弘看来，解决澳大利亚高房价问题，不是靠减少移民就能实现的，并且当前澳大利亚的房价，不会因为移民减少就下降 。
选民对民生问题予以关注，这使得阿尔巴尼斯的支持率在今年年初之前，一直落后于反对派自由党 - 国家党联盟候选人达顿 。陈弘告知第一财经 ，“直至今年年初 ，阿尔巴尼斯的民调实际上仍处于落后状态 ，原因是反对党大力打出‘经济牌’ ，将澳大利亚经济低迷的现状全部归责于现政府 。”
陈弘认为，纵观阿尔巴尼斯政府三年来的执政，实际上他希望在内政、外交方面有所作为，比如希望延续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至少确保美国政府不会在他执政期间进行“搅局” 。在这一基础上，阿尔巴尼斯能够继续对内政外交提出一些自己的做法和理念 。但遗憾的是，受制于经济问题，阿尔巴尼斯的支持率此前一直处于落后地位 。
此外，陈弘还觉得，阿尔巴尼斯之前推出的一些不合理政策，像旨在维护澳大利亚原住民权益的历史性公投未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支持率受到拖累。不过，这一状况在今年年初之后有了变化。
陈弘称，今年以来，反对党一方对局势的判断出现失误，特别是在2月之后，这种失误接连发生，进而导致其支持率被反超。举例来说，在清洁能源领域，反对党领袖达顿提出澳大利亚要“拥核”，在陈弘眼中，这明显违背了澳大利亚民众渴望和平、不希望改变现状的理念。此外，反对党在减税方面的主张，暴露出其决策能力不足，反对党在巴以问题等方面的主张，暴露出其对现状判断不足，这些都导致民调落后。
2日晚，这是选前最后时刻，此时的民调显示，总理阿尔巴尼斯所领导的工党，目前处于领先地位，领先自由党 - 国家党联盟，领先优势为52.5%对47.5% 。
3日晚选举结果公布后，达顿在布里斯班承认竞选失败，达顿身为联盟党领袖，此次在联邦选举中输给了阿尔巴尼斯，在迪克森选区的竞选里也败给了工党的阿里·弗朗斯，这让达顿成为首位在选举中失去席位的联邦反对党领袖，反对党因此陷入群龙无首的尴尬状况 。
特朗普因素成反对党致命“包袱”
陈弘觉得，跟之前加拿大的选举情况类似，“特朗普因素”实际上也在悄悄影响此次澳大利亚联邦选举。特朗普在去年11月胜选后，那时达顿就在公开场合宣称，他愿意成为“澳大利亚的特朗普”，这是由于他的一些极右思想，像反移民等，和特朗普的政策理念十分相似 。
但是，在陈弘看来，后续特朗普执政时频频推出极富争议的政策，还做出一些逆势而行的行为，这引起了澳大利亚民众对他强烈的不信任与反感，“这和加拿大大选的情况一模一样，民众对特朗普的反感也映射到了达顿身上。也就是说，所谓的‘特朗普效应’在大选中给达顿带来了负面作用。”
澳大利亚学者也承认，达顿与特朗普的关系好像已变成澳大利亚选民的包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安全与情报研究教授约翰·布莱克斯兰宣称，达顿过度热忱地拥护特朗普获胜，其中包括夸赞特朗普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还模仿美国总统，例如谈及削减公共部门岗位 。
澳大利亚研究所智库首席政治分析师艾米·雷梅基斯评论说，达顿长久以来都称自己是最适宜与特朗普打交道的政治家，在大选前他告知人们，他和特朗普极为相像，他们会相处得更融洽，他是特朗普所喜欢的那类人，然而澳大利亚民众如今想要的并非是一个能与特朗普和睦相处的领导人，而是一个敢于和美国总统对抗的人。
此后达顿自己也察觉到了问题所在，不过好像有些迟了。在4月中旬的一场领导人辩论里，当主持人询问他是否信任美国总统时，达顿似乎很急切地想和特朗普拉开距离，说“我不认识特朗普，我从来没见过他” 。
至于备受关注的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影响，陈弘称，仅就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来讲，影响不大，然而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所以澳大利亚格外关注特朗普政府对华的关税动向，害怕影响会波及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往来，而这是澳大利亚政商界最不想看到的 。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尔巴尼斯政府执政期间，中国和澳大利亚双边贸易状况有了改善。自2023年起，中澳双方依据世贸组织规则，针对关注的经贸问题展开了磋商，并且取得了成果。当下，随着双边贸易禁令全部被取消，澳大利亚的葡萄酒、龙虾、牛肉、苹果等产品再度进入中国市场。
此前，南澳大利亚州贸易投资部长周凯奇（Joe Szakacs）来访上海，他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强调，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关税是对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挑战，经济萧条也是对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挑战，地缘冲突同样是对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挑战，正因如此，自由贸易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 。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