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前院长刘尚希在参加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5期）时指出，我们首要关注的是政府支出的扩大幅度，紧接着则是其结构的优化调整。政府支出的扩大幅度直接影响到实现扩大总需求目标的效果。
刘尚希指出，当前情况下，消费支出的刺激手段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转移性支出，包括发放消费券、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提供适老化改造补贴以及育婴补贴等，这些措施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政策体系。然而，在地方层面，总量性的扩张效果并不显著。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里，政府支出通常被认定为一种外部影响因素，然而，时至今日，其内在属性愈发凸显。刘尚希强调，公共消费在推动经济社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其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攀升。因此，政府支出的内生特性愈发明显，这就像货币的内生性问题一样。政府支出不仅在经济波动时期发挥作用，更是日常经济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政府支出在经济循环中遇到了阻碍和不畅的问题，比如资金闲置、支出责任不明确，以及未来支付义务的迅速增加。
在探讨如何使投资与消费之间形成积极的互动关系时，刘尚希提出了几点调整意见，主张应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进行改进。
一切工作都应着眼于满足人的需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宏观调控乃至财政政策等，其根本的指导思想都应从物质导向转变为以人为本。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投资活动常常以“项目”为核心，资金投入，工作完成，即便产生了成果，但对于这些成果是否真正满足了人们现时及长远的需要，往往缺乏充分的考量。
刘尚希指出，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家庭迁移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劳动力流动，更包括了社会认同及身份的变迁。这种由社会转型推动而产生的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需求，实际上十分庞大。因此，政府的投资和消费政策应当针对这些需求进行制定，以确保投资与消费的协调一致，并且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其次，投资与消费之间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关系，这一良性循环在现实操作中尤为显著，它促进了市民化的不断推进。
市民化不仅仅是城市面临的课题，还与农村的全面改革紧密相关，尤其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形式进行深入改革，确保农民的财产权利能够被评估、抵押、流通以及携带。刘尚希指出，农民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日益增强，然而农村发展面临的困境——就业和增收都十分困难，促使他们渴望摆脱土地与农村的束缚，去寻找更广阔的发展机遇；同时，市民化进程的缓慢也映射出，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尽管劳动力在生产要素流动方面得到了放宽，但在社会主体层面的流动却依然受到诸多限制。
刘尚希提出，政府应采取更为积极和有力的财政手段，在促进家庭迁徙及市民化进程上扮演关键角色，并以此推动经济结构的改革。
第三，观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推动人口迁徙及城市化进程理应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
目前宏观调控对地方政府的财政依赖程度较高，这同时也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这种情况主要根植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这一关系在所谓的“三个不等式”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即地方财政支出超过了全国的总财政收入，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数额超过了中央自身的收入，以及地方债务规模超过了中央债务规模。
推行积极的财政策略依赖于地方财政支出的增长，唯有地方财政支出实现显著增加，财政策略方能更加显著地显现其效力。然而，地方财政支出的增长遭遇了诸多限制，这表明宏观政策目标与实施手段之间的契合度尚需进一步提升。刘尚希如是评论。
目前，地方财政支出的增长势头不够强劲。根据今年前四个月的财政数据，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距：中央支出增长了9%，而地方支出增长幅度仅为3.9%。尽管中央支出仍在增加，但问题在于其占比不高，带动作用有限；尽管地方财政收入有所提升，但支出增长幅度较小，反映出地方财政支出扩张的难度较大。
刘尚希强调，若要推行更为高效的财政策略，亟需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联进行革新，特别是提升中央自身支出的比重。此番变革对于促进投资与消费的同步增长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这一需求显得尤为紧迫。
（作者 李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