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空壳公司，账户进行频繁的大额交易，交易对手方是大量的自然人账户，大部分资金的去向不明确，非法金融的这些交易行为，其风险特征是很容易被看到的。银行作为资金流转的核心枢纽，反洗钱工作如果能够精准高效地开展，就能够及时识别和及时阻断非法集资等活动；如果反洗钱工作不能精准高效开展，非法集资等活动就可能无法被及时识别和及时阻断。
当初我们购买这些“理财产品”时，钱打到了对方提供的账户上，这些账户分别是 XX 供应链公司账户和 XX 实业公司账户。若这些交易涉嫌非法金融活动，那么相关银行为何从未提示过风险呢？某三方财富管理公司 X 财富在因涉嫌非法集资被立案侦查后，投资人张女士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有不少投资人像张女士那样心存疑惑。证券时报记者根据投资人提供的银行流水信息进行追踪调查，结果发现，那些动辄与私人账户有成百上千万资金往来的对公账户，大多是空壳公司。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以及金融诈骗犯罪，都属于我国反洗钱法特别予以关注的七类洗钱上游犯罪。X 财富所控制的账户存在操控空壳公司的行为，存在账户频繁进行大额交易的情况，存在交易对手方为大量自然人账户的现象，还存在大部分资金去向不明的状况，这些账户的种种交易行为，其风险特征是非常明显的，简直可以说是“肉眼可见”。
银行是资金流转的核心枢纽，反洗钱工作精准高效开展与否，决定了能否及时识别和阻断非法集资等活动。但在实际执行里，一些金融机构存在相关机制不健全的情况，对重点可疑线索的识别能力不足，执行力也偏弱，这使得它们对非法集资犯罪行为的防范打击力度受到很大影响。
高额流水
非法集资等金融类犯罪是反洗钱长期风险监测的重点难点工作。这类犯罪常以“投资理财”为外衣，涉案金额大且牵涉人数众多。不法分子大量借助空壳公司分散转账，其隐蔽性强，导致账户识别和关联难度较高。
2024 年 9 月，公安机关对 X 财富立案侦查，原因是其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证券时报记者在之前的调查里发现，在募资这个环节，由 X 财富所控制的数十个空壳公司是以独立第三方的样子呈现出来的。投资人的投资款被打入了这些公司的账户当中，并且构筑起了一个有着双层嵌套结构的庞大资金池。在投资这个环节，资金所投向的底层资产，和募集说明书所宣称的情况严重不相符，大部分资金的去向是不清楚的。
记者收集汇总了数百名投资人与 X 财富所控制公司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逾 3700 笔大额转账。记者试图通过这些信息，呈现出投资人与 X 财富之间数以亿计非法资金的流动轨迹。
并且单笔交易金额都超过了 5 万元。其中，有私转公的情况，即投资人向 X 财富控制的公司转账，这种转账流水超过 1800 笔，所涉及的总金额为 14.04 亿元，交易场景是购买特定的“理财产品”，单笔转账金额最高能达到 1000 万元；还有公转私的情况，也就是 X 财富控制的公司向投资人转账，这种转账流水超过 1900 笔，涉及的总金额是 13.97 亿元，交易场景是“兑付”本金和收益，单笔转账金额最高超过 3000 万元。
从转账主体方面来看，仅针对监管力度更大的公转私流水进行分析。在 X 财富爆雷之前的两年时间里，其控制的与投资人有资金往来的公司数量超过 40 家，用于转账的银行账户数量超过 110 个。其中，有 32 个账户向个人累计转账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并且在两年内转账金额最高的超过 1 亿元（表 1）。
记者汇总的银行流水数量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要知道，X 财富在全国的客户超过 4 万人，而其每年实际的转账金额要比记者汇总的这个数量高很多。
商业银行承担着对开户客户进行尽职调查以及监控大额可疑交易等重要的反洗钱工作任务。那些数额巨大的异常资金在进出账户，X 财富怎么能够“避开”反洗钱的监管呢？
过去银行在打击非法集资这种与洗钱相关的犯罪方面，其效果好像不是特别显著。 银行过去在打击非法集资这类与洗钱相关的犯罪时，效果似乎并不太突出。 过去银行对于打击非法集资这类洗钱相关的犯罪，其效果好像不是特别好。 银行过去在打击非法集资这类和洗钱相关的犯罪行为上，效果似乎不是特别明显。 过去银行在打击非法集资这类属于洗钱相关的犯罪时，效果似乎不是特别突出。这里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这类犯罪通常会伪装成正常的公司业务，这使得分析人员不太容易察觉到其中的异常情况，银行往往是在涉事公司出现爆雷事件或者经侦部门介入之后，才知晓客户的犯罪行为。其二，一些中小银行在异常交易监测和分析方面的能力相对比较薄弱，有些交易中的破绽无法及时被发现。捷软世纪的首席反洗钱专家李振星，他同时也是陆家嘴金融安全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进行了表示。
可疑交易
金融机构报送的交易监测分析报告是反洗钱运作机制的重要部分。依据《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若达到大额交易标准或者存在可疑交易情形，金融机构就需要分别提交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
其中，转账类大额交易的资金标准有：非自然人银行账户与其他银行账户在当日发生单笔或累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200 万元（含）以上的款项划转；自然人银行账户与其他银行账户在当日发生单笔或累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50 万元（含）以上的境内款项划转等。记者统计发现，X 财富所控制公司和投资人之间的银行流水，有不少都达到了上述报送标准（表 2）。
大额报告有明确的提交金额标准，而分析人员对可疑交易识别的主观性更强。某国有银行反洗钱团队负责人陈丽（化名）告知记者，对于可疑交易的报送并非以绝对金额为标准，而是需要工作人员结合客户情况、业务性质来做出判断。
2016 年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提交可疑报告的原则为“风险为本，合理怀疑”。在这一原则下，无论金额大小，只要判断交易具有反洗钱犯罪的特征，就应当上报。陈丽表示，以他们银行为例，其反洗钱预警主要针对在一定时期内频繁交易、达到系统阈值提示风险的账户进行预警排查，而对单笔交易的预警相对较少。
流程方面，通常我们的反洗钱模型会把可疑线索筛选出来。接着，会有几个工作人员对这些线索进行排查，分析交易的具体状况，补充和调整论述的逻辑，以确保提交的可疑报告内容是审慎且合理的。
记者发现，X 财富所控制的许多账户都有在短时间内频繁交易的行为，这种行为很可能会触发银行对交易频率的监测阈值。比如国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华瑞银行开设的那个账户，仅就记者所收集到的流水信息来看，在统计期间内，该账户有多次出现一日交易 10 条以上且连续多日都在频繁进行公转私的情况，单笔转账的金额在 30 万元到 250 万元之间，且金额各不相同。一家供应链公司在何种商业场景下需要向众多自然人频繁地支付大额款项呢？
这些交易行为可能存在明显异常，开户银行是否甄别出了交易风险呢？是否报送了可疑报告呢？
线索寻踪
X 财富因涉嫌非法集资被立案侦查后，投资人一直对银行在反洗钱监控环节是否存在违规以及履职是否到位等问题存有疑问。监管部门针对投资人提供的线索进行回复，称经调查得知，上海华瑞银行有未有效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而其他几家银行经调查未发现有未有效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形。
未有效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形包含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还包含未按规定报送大额报告和可疑报告等。监管部门对投资人举报的回复，在其中并未对此进行明确说明。
对于像 X 财富这样的大额频繁转账交易，李振星表示：我了解银行的情况。银行很可能提交了大额交易报告，甚至是一般可疑交易报告。然而，提交的大额报告和一般可疑报告，多数情况下不会直接引发后续的监管动作。只有提交重点可疑报告，才会引起后续的直接跟进。
李振星介绍，银行对于大额和被判断为一般可疑的交易，会将报告提交给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在此情况下，银行就完成了基本的履职行为。若反洗钱中心在这些报告中发现了重要线索，就会将线索移送转交给公安等有关部门。全国金融机构每天提交的大额交易和一般可疑报告数量极为庞大，线索质量有好有坏，参差不齐。因为这样，排查工作会消耗大量的人力和时间。通常情况下，一般可疑报告中只有一小部分会被判断为涉案线索并进行移送。
对于重点可疑报告，银行一方面会报送反洗钱中心，另一方面会根据案件情况报送当地人民银行甚至当地公安。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得到监管反馈，有关部门也会采取一定的后续动作。有不少案件正是借助银行提供的重点可疑报告才发现了线索并得以侦破。
精准识别重点可疑报告是反洗钱分析的关键所在。李振星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当下的金融机构在对重点可疑线索进行分析和判断方面尚不够成熟。以往，有的银行其反洗钱系统存在误报率较高的情况，异常客户数量众多，工作人员由于忙碌而难以对其进行充分甄别，进而容易出现浅尝辄止的现象。另外，在判断线索是否为重点可疑时，在实际操作调查中缺乏成熟的标准和规则。面对众多线索，由于要审慎以及考虑“怕误伤客户”，很多时候只是选择提交一般可疑报告就完成任务了。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表明，2023 年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接收了 422.35 万份可疑交易报告。中国人民银行的各级分支机构在全年处理了 13315 份重点可疑交易报告。经过分析研判之后，对 556 份需要查深查透的线索开展了 6206 次反洗钱调查。并且向侦查、监察机关等有权机关移送了 6392 起线索。
银行报送的每条线索，是否都有足够的力量去及时侦破呢？这里面涉及到反洗钱制度体系的问题，也涉及到各个环节衔接的问题以及投入方面的问题。李振星说。
空壳公司
X 财富控制着众多空壳公司，这些空壳公司开设的账户分散在不同银行。几十家用于开户的公司大多不存在股权上的隶属关系，与 X 财富也没有股权关联，所以难以穿透到实控人。这使得分析人员难以觉察到这些公司之间的关系，难以识别出账户风险，也难以将众多可疑交易关联起来。因此，可能会把本应成为重点可疑的线索当作一般可疑来处理。
不过，仅从这些开设公司自身的特征来看，即使未发现账户之间存在关联，银行在尽职调查环节也有机会识别出账户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此前进行调查，发现 X 财富控制的开户公司情况如下：大多显示缴纳社保人数为 0，实缴资本为 0；公司注册地多为虚拟地址，或者在注册地址上找不到相应公司，空壳属性较为明显。2024 年开始，这些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因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这一原因，被当地市场监管局列入异常经营名录。
客户尽职调查是反洗钱工作的基础与前提。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人员在对可疑交易进行筛查和分析时存在不到位的情况，而其源头之一便是对客户信息的掌握不够全面。
如果是像空壳公司这样的情况，当系统发出预警后，我们会进一步进行分析。如果发现企业自身的资质无法支撑它拥有如此多的经营收入，以及与如此多自然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我们就可能会对一些异常场景做出推测，并提交重点可疑报告。陈丽向记者如是说道。
记者对 X 财富所控制的 110 多个银行账户进行了进一步统计。之后发现，这些账户是集中开设在 12 家银行的 20 余家支行的。并且，集中开户的特征十分明显。
X 财富所控制的公司开设的交易账户情况如下：仅在上海华瑞银行就有 26 个；在中国光大银行有 25 个，且绝大多数开设在上海松江新城支行；在浦发银行有 18 个，大多开设于上海世博支行（原三林支行）。
此外，这些空壳公司存在大量在异地开户的情况。以表 1 所列举的 9 家重点公司为例，其中有 6 家是外地注册的公司，它们选择在上海的银行开户。异地开户有可能会增加银行在了解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掌握实控人信息、核查经营场地以及进行跨区域监管等方面的难度，从而致使反洗钱风险提升。
银行回应
为了核实银行在相关账户上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记者依次联系了上海华瑞银行、上海浦发银行以及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并且向它们发送了采访问题。
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称，X 财富所控制的公司在进行开户操作时所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全部都是真实且有效的。在开户审核阶段，其一，要严格依照开户证明文件原件的审核要求来执行，针对开户资料施行双人复核制度；其二，借助联网核查以及工商等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对相关开户资料的真实性展开审核；其三，采用上门走访的方式，去核实企业的经营情况是否处于正常状态，以及实际经营范围是否与营业执照相契合。对于那些异地企业前来开户的情况，加大了开户真实性的审核力度，并且进行上门核实。
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称，从 2020 年 5 月开始，对 X 财富所控制的 20 余家公司一共上报了 47 次一般可疑交易报告。2024 年 2 月，还报送了重点可疑报告。并且，银行在认定公司账户存在可疑交易后，对相关账户采取了限制非柜面交易额度的措施，暂停了非柜面交易，调高了风险等级，进行了封闭冻结，终止了账户结算等管控措施。光大银行报送重点可疑报告的时候，X 财富已经爆雷了 2 个月。
上海华瑞银行回复表明，在相关公司开户的过程中，对客户的经营地址进行了实地的调研。并且，该行按照规定履行了尽职调查的工作。此外，客户的开户资料是符合开户要求的。而对于是否识别出相关账户的可疑交易线索以及是否提交了可疑报告这一问题，该行并未作出正面的回复。
截至发稿，上海浦发银行未回复记者的采访问题。
打击加力
金融机构可疑报告报送效率在不断提高，这使得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中心每年接收到的可疑报告数量达到数以百万计。面对如此海量的可疑报告，仅仅依靠监管对可疑线索进行反馈以及推动调查，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陈丽介绍，银行除了向上提交风险报告之外，还会自身加强对可疑交易的审查和监控。业务部门会根据对风险的判断，对账户采取进一步措施，像限制非柜台交易，或者调低交易限额，甚至进行清退等。
银行对于报送可疑报告的账户，通常会依据相应的内控制度来执行控制措施。从理论层面来看，即便监管部门针对可疑线索尚未有直接的后续行动，但是银行自身采取的这些控制措施，也能够对洗钱犯罪的行为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李振星表示。
2022 年，中国人民银行与公安部等 11 个部门一同开展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的三年行动。在此期间，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一直在不断加大。同时，金融机构也都纷纷提高了对反洗钱的重视程度，并加大了投入力度。
最近几年，金融机构在参与打击洗钱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以往，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体系主要侧重于报送数据，而线索分析主要依赖监管部门。如今，金融机构在线索分析上投入了更多的力量。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在反洗钱系统和专业分析团队方面的投入存在欠缺。它们对重点可疑交易的分辨能力比较弱。有些银行会担忧，由于自身异常分析能力不足且存在误伤情况，对报送可疑报告的风险客户采取严格控制措施会影响自身正常业务。这些因素可能致使银行最终无法识别出真正的重点可疑账户，也无法对重点可疑账户采取风险管控措施。”李振星说。
2025 年，新的《反洗钱法》开始正式实施。2006 年审核通过的《反洗钱法》，在时隔 18 年后迎来了首次重大修订。此修订被业内看作是“划时代的进步”。新法对反洗钱义务履职要求进行了完善，并且细化了处罚标准。在反洗钱领域，金融机构将会面临更严格且细致的监管。这会促使金融机构构建更细致、更成熟的管理体系，让其风险意识得以增强，同时也会让金融机构在反洗钱工作上投入更大的力量。
今年开始后，监管部门已经对多所银行的违反反洗钱的行为进行了处罚。1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的网站把对农业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和恒丰银行的四张大额罚单给披露了出来，在这几家银行的违法行径里，都包含了违反反洗钱相关要求的这种行为。
从近几年的处罚情况来看，金融机构在反洗钱领域最常见的被处罚原因有客户身份的识别，有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的甄别与报送，还有与身份不明客户的交易。
一位反洗钱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今年的前三个月，能够察觉到金融机构在反洗钱系统建设以及咨询培训方面的需求有了显著的提升。同时，公司所接到的各类金融机构的问询数量和交流频次也明显增多了。
金融机构面临着一项长期挑战，那就是如何构建更科学有效的反洗钱可疑线索筛查体系，怎样提高对可疑线索报送的准确率，以及如何提升反洗钱工作人员的线索调查和分析能力。
